回溯中华民族历史，我们会发现，酒从诞生之日起，便是祭祀活动的必备用品之一。“国之大事，在祀在戎”，酒作为美好的东西被奉献给上天、神明和祖先；勇士出征前也会用酒来激励斗志；原始宗教起源于巫术，巫师利用所谓的超自然力量进行占卜、祈福等活动，酒是其必备的道具，因而巫师又被称为“祭酒”；古代巫医不分，酒还具有重要的医用价值。
这可谓是酒文化的最初起源，它与当时人类社会的耕种、劳作、繁衍生息都有着密切联系，指引着人们找到精神寄托的信仰所在。
随着历史车轮向前推移，酒文化在人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。
西周初，鉴于商朝统治者沉溺于饮酒奢靡而亡国，曾经由周公旦以王命发布《酒诰》。其中提出“无彝酒”，即不可经常喝酒；“饮惟祀”，即只有在祭祀、为父母、老人祝福等特殊场合才可以喝些酒；“德将无醉”，即饮酒必须要有节制；“定辟：蚓汝刚制于酒”，即订立酒法酒规，人们必须严格遵守。
可见，酒文化在当时已经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，对日常生活、公共秩序、乃至国之兴亡都会产生重要影响。倡导节制、注重礼仪的酒文化，被视为社会稳定发展、百姓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。
而在西方，对于酒的起源已没有详细记载可考，但与之相关的种种传说却总与神圣、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。
比如希腊人认为，酒是由“酒神”狄奥尼索斯带到人间的，他是众神之父宙斯的儿子，流浪于小亚细亚、色雷斯和希腊等地，到处传授种植葡萄和酿酒的技巧，所到之处便风调雨顺、作物丰收，人们无不尽情狂欢庆祝。
《圣经》中则记载，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时把葡萄酒分给门徒，并告诉他们：“葡萄酒是我的血”。
于是，葡萄酒在西方人心目中便具有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乃至宗教意义，逐渐渗透至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艺术、饮食、养生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中，葡萄酒文化由此成为一种精神象征的符号。
为什么酒文化在世界各地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都具有如此特殊的功能和意义？其实，这并不难理解：酒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，比如农业发展在酒文化演进中的基础作用，比如科技进步对酿酒工艺的促进作用，比如手工业发展带来了新的酒具酒器，酒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变得更加丰富细致，饮酒行为更受到政治、经济、习俗、道德等特定条件的约束。
于是，经过历史的漫长发酵，酒文化现象便成为人类生活追求、精神追求的综合反映，折射出时代进步的轨迹。
一言以概之，酒以载道，酒文化正是由每个时代所发出的强音汇聚而成，又反作用于社会，不断激发出人们追求与进步的精神力量。
那么，今天的酒文化能否担当起这一职责？对于广大酒类企业而言，又该以怎样的文化实践来履行这份时代使命呢？
茅台的“国酒”盛誉早已深入人心，这显然不是由其广告宣传所决定的，也不完全取决于它独特的酿造工艺和品质，而是源自那段广为传颂、脍炙人口的“红色”往事，老百姓用茅台酒为红军战士疗伤解乏，正反映了当时中华人民反抗压迫、反抗侵略，追求自由解放的强烈意志。至今赤水河边仍有《美酒河记》的碑刻，其中写道：“千里赤水，源于乌蒙，涓涓小溪，百汇涌波……润我沃土，育我子孙，耀我民族，壮我神州……赤水源远流长，美酒永远飘香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仁怀欣欣向荣。”
的确，酒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财富，酒的命运也与民族兴衰息息相关。
当红军四渡赤水的时候，中华大地上正是烽火连天，再美的山川也要为之垂泪，再香醇的美酒，又怎能浇国难当头之愁，何美之有？何谈美酒？哪还有什么美酒河？只有当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崛起，世界为之侧目惊叹，当我们自豪地举杯同庆时，赤水河才真正变成了美酒河。
这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：酒文化必须要与时俱进，与民族发展呼吸与共，与人民感情紧密相连，唯有将酒文化的诉求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，充分表现人们对于“中国梦”的追求与信念，这样才能尽到我们这个行业的文化职责，履行我们这个行业的时代使命。
但不得不承认，当今的中国白酒文化状态很难让人乐观起来。
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，无论从产量，还是销量来看，中国白酒都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，但唯有文化方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发展成就，关于白酒的鉴赏技巧、文化内涵、酒道礼节，似乎都要让位于“高贵”诉求，曾经璀璨夺目的人文色彩日渐黯淡，博大厚重的酒文化笼罩在一片功利气息之中。且不说这样的酒文化能否配得上“时代强音”，甚至频频制造出一些不和谐音符，令白酒行业屡遭质疑，陷入困境。
正如我们在景芝所看到的、听到的，所感受的，优秀的文化名酒企业坚持以诚信务实、创新进取的精神来指引酒文化建设和实践工作，忠实于品质、敬畏于传统，善待消费者、善待经销商。通过产品销售、品牌传播的途径，使这种积极向上的酒文化成为社会发展所需的“正能量”，以酒文化创新促进社会文明进步，振奋国人精神。这也正是“中国文化名酒复兴之光”所要发出的时代强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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